当代教育名家【章开沅的个人故事篇】

教育是一个伟大的事业，当代有很多著名的教育名师，他们都拥有独具一格的教育理念，关于他们有很多故事需要大家了解，下面学大教育网为大家带来当代教育名家【章开沅的个人故事篇】，希望大家能够认真阅读。

少年的梦，文学的梦。

上小学时，章开沅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写作天赋，他的多位国文教师均是来自平津地区高校的爱国青年，常引导学生关注现实，心系国家，布置作文多以“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”“给绥远全体将士致敬书”等为题。

其间，章开沅写过一篇《马的故事》，老师十分欣赏，代投到《皖江日报》。

文章发表了。家中长辈得知后兴奋异常，觉得章家出了个小作家。章开沅也甚是得意，从此在心底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。

逃难至川后，章开沅考入国立九中，靠政府贷金求学。学校的办学条件简陋，却不乏“高人”。

数十年过去了，章开沅仍然记得那位有着燕赵慷慨悲歌之气概的姚述隐老师。他讲《桃花源记》，引得一帮少年动辄上山寻找秘境;他讲马致远，同学们旋即就能进入“枯藤老树昏鸦”的暮景;他讲辛弃疾，大家“何处望神州”的悲情顿时燃起。

朱金声老师则极富才华，不但课讲得好，还愿意用心品评学生们写的文章。章开沅曾花力气写了一篇《春的礼赞》，朱老师当面品评：文章词汇丰富，遣词造句讲究，但有点唯美，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。

这样的点拨引导章开沅思考为文之道，朦朦胧胧意识到好文笔跟辞藻堆砌不能画等号。

但是，一心想做文学家的章开沅，却因文“惹祸”。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。高三时，他写了一篇周记，名曰《鸽铃》。

鸽铃，就是绑在鸽子腿上的哨子。在周记中，章开沅在简单描写了“蓝天白云，鸽子飞过，铃声缭绕，清脆悦耳”之后，便发出一通鲁迅式的感叹，说这悦耳的鸽铃惊醒了绅士们的梦，他们拿起竹竿，敲锣打鼓地轰赶。但是在蓝天之上，白鸽飞翔如故，铃声也缭绕依旧。

《鸽铃》被教导主任看到之后，成为章开沅“思想不纯”的铁证。结果，虽然他成绩优秀，但高中未能毕业，就被九中开除了。

之后，章开沅考入一所会计学校，再度被开除，随后在一艘运输船上当水手，后来又在一个仓库当过抄写员。再后来，受“一寸河山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兵”的感召，加入了青年远征军。

无论遭遇多少艰难困苦，章开沅始终没放弃自己的文学梦。在川江流浪时，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很像高尔基，便认真地观察身边的船夫。在仓库当抄写员时，他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到住处，还勤于练笔。即使入伍当兵之后，他也写了一些反映军营生活的小散文，并积极向团刊投稿。

卫 星

抗战结束后，章开沅退伍了。按照《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》，入伍前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青年军，退伍后可以免试上大学，学校由自己选择。

于是，章开沅选择了金陵大学的农业经济系。笔者曾经问他：“您不是怀抱文学梦吗?为什么没有选择文学院?”

章开沅笑道：“我那时候心高气浮，并不觉得文学创作需要专门学习，总认为在业余创作就行了。”他还说，鲁迅曾告诫他的儿子：“不要做空头文学家。”

入学之后有一个摸底考试，以最终确定就读专业。结果，章开沅未能如愿进入农经系，而被分到了历史系。后来听说，历史系看中他是因为其语文成绩比较好。

就这样，多少有些偶然，章开沅跟历史学连在了一起。

毕竟，文史不分家。在认真学习历史学的同时，章开沅继续做着自己的文学梦。他曾一度痴迷印第安文学，而这一兴趣，得到了极为开明的贝德士老师的支持，并想办法帮他办理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借书证。

章开沅对印第安文学的迷恋很快激起了层层涟漪。入学后不久，他就加入了一个进步学生社团——爝火团契。社团办了一份墙报，名曰“天南星”，章开沅是主要撰稿人。

团契负责人给章开沅取了一个很好的笔名：文封湘——文对章，封对开，湘对沅。他一直记得，当时自己在墙报上发表的文章中，有两篇影响比较大。一篇是时评，《漫话金圆券》;一篇是诗歌，《火车抛锚》。

《火车抛锚》是一首很长的政治讽刺诗，格律模仿自一首古老的印第安歌谣《大白翅》。这首诗歌帖出去之后很受欢迎，甚至流传到校外，有音乐系的同学准备为它谱曲。

由于形势越来越紧张，章开沅大学未毕业就离开了南京，投奔到了解放区。到达许昌之后，听说中原大学正在招生，而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。于是，他进入中原大学继续深造。

初建阶段的中原大学，尚未按照正规大学一样分院系，带有培训性质。结业之后，很多人奔赴前线，投身解放战争之中。章开沅也跃跃欲试，一心想上战场。他盘算着，自己有过青年军的经历，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，因此上战场是有优势的。即使不冲锋陷阵，起码也能做一个雷马克式的战地记者，骑马挎枪，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，撰写出高水平的战场报告。

但是受训期间，章开沅办过一期引起全校重视的好墙报，校领导看中了他的理论水平。为配合将来办好新型大学，他在结业后被安排留校工作，分到了政治研究室。

武汉解放之后，随中原大学南下武汉，章开沅被安排在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工作。其后，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，改建成华中师范学院。

章开沅便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一辈子。

参加工作之初，章开沅结合教学，开展了一些研究，很快崭露头角。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他才开始发愿研究辛亥革命。其机缘，可以说也有些偶然。

1954年秋，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专程到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，章开沅被指派参与接待工作。此事对他触动很大，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武汉来研究辛亥革命，而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却不大关心，实在有点难以言说。

于是，章开沅决心研究辛亥革命。

1958年“大跃进”开始后，各行各业竞放“卫星”。章开沅说：“要放，我就放一个大的。”他要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。

这颗“卫星”是这样“上天”的：先找历史系领导谈;系领导认可后，向学校领导汇报;学校领导认为不错，马上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汇报(当时高校由省委宣传部管);湖北省委宣传部觉得不错，责成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此事。

经过紧张筹备，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隆重召开了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学术界的交流比较少，不要说跨地区的，就是跨校的交流都不多。因此，在“自然灾害”异常严重的1961年，能在武汉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，实乃空前之举。

这是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。老革命家吴玉章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，一开头就强调：“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，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。”

这颗“卫星”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，在章开沅的学术生涯中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他提交给会议的论文《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》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刊登;会上学者们对张謇的热烈讨论，使他决心投身于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;而吴玉章希望将来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问世的想法，也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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